在探討川江號子中蘊含的文化精神之前，我們當弄清“文化精神”的概念。許多西方學者都把文化精神定位在人格精神的描述上。如美國學者薩姆認為：“使一個群體不同于其他群體的特質的總和即為文化精神。”貝特森認為：“一種文化精神由該文化內的平均人格類型來反映”。按西方人的理解，“文化精神”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講的“民族精神”或“國魂”。而“就一個地區的文化精神而言，它主要也體現為‘該文化內的平均人格類型’，即人格精神的群體特征。”那么，三峽地區’　或今整個重慶市(　屬巴文化圈，這一地區的群體特征是什么呢)薛新力先生的新著《重慶文化史》將這一文化圈內的群體特征概括為：剛勇堅毅、重義守信、團結協作、開放求新。

　　筆者以為，被譽為中國的“伏爾加船夫曲”———川江號子至少蘊含著諸方面的文化精神。首先是堅毅不拔精神。長江上游的川江段’特別是重慶至宜昌段(　是山巒疊嶂，河流縱橫，灘多水急，險惡艱難的自然環境和大山大江的磅礴氣勢，孕育了船工們堅毅不拔、百折不撓、吃苦耐勞的精神和意志。如《拉船歌》就體現了這種精神：“腳采石頭手抓沙，為兒為女把船拉。走了一灣又一灣，闖了一灘又一灘。爬過道道石坎坎，淌過條條水灣灣，穿的麻布爛片片，吃的冷飯老梭邊。’青菜、牛皮菜葉子做成的咸菜———筆者注(索索勒進皮肉里，腳板皮子都磨穿”。又如《一年四季灘上爬》：“腳登石頭手扒沙，八股索索肩上拉。打霜落雪把雨下，一年四季灘上爬。周身骨頭累散架，爬巖跳坎眼睛花。

　　三峽地區的船工們在與險惡的自然環境作斗爭的過程中，養成了這種堅毅不拔的精神;這種精神在今天的三峽地區居民中仍得以傳承。故吳癡在《夢回重慶》書中說：“重慶精神，默默地表現于堅韌不拔。重慶精神，默默地表現于刻苦克難。”其次是團結協作精神。這種精神，眼下也稱為“團隊精神”。三峽人團結協作精神有著優良的傳統。在武王伐紂時，“巴師”、“歌舞以凌殷人”也就是團結協作以歌舞的形式鼓自己的士氣，滅敵人的威風。西漢時司馬相如在《子虛賦》中描寫演奏巴渝舞的宏大場面是“千人倡，萬人和，山陵為之震動，川谷為之蕩波”，這種演奏如果沒有充分的團結協作精神，也是無法完成的。因此，薛新力先生認為，三峽地區這種團結協作精神，跟它的自然環境是有聯系的，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人類古代，面對險惡艱難的自然環境，只有靠集體的力量去戰勝它。這種靠團結協作去戰勝自然力的典型體現，莫過于峽江上的船工精神：行進在激流險灘中，或掌舵，或扳橈，或執篙，或拉纖，在船老板的指揮下，和著川江號子的節拍，協力齊心，敢闖敢拼，一往直前，負重前進。”再次是對外開放精神，有人說，自古出川一條路———水路。自古以來，云、貴、川、陜四省的貨物大多是運抵重慶朝天門，順水東下，再轉運至下江各地。

　　因此，重慶及三峽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長江水道。

　　而勤勞智慧的船工們也充分地利用這條水道，利用拉纖推船的良機，大肆宣傳重慶及三峽地區，真正使“全國了解三峽以及重慶%　，三峽以及重慶走向全國”。如前所舉的《跑江湖》就是對三峽地區豐富的物產所作的最好廣告。同時也讓一個對外開放的三峽地區展現于商賈、流官、過客們的面前。如《說重慶》：“四川省水碼頭要數重慶，開九門閉八門十七道門：朝天門大碼頭迎接圣旨，千廝門花包子雪白如銀。臨江門開木廠樹料齊整，通遠門鑼鼓響在埋死人。南紀門菜藍子涌進涌出，金紫門恰對著鎮臺衙門。儲奇門賣藥材治人疾病，太平門賣的是海味山珍。東水門白鶴亭香火旺盛，正對著真武山古廟涼亭??”此類川江號子還有《川江兩岸有名堂》、《數灘》、《數碼頭》等。川江段的木船早已被機動鐵船所代替，川江上的各種輪船再“不需要用號子聲來向狂濤惡浪宣戰，鼓舞士氣;也不需要用號子聲來指揮勞力的均衡和運作的協調一致”。人們需要的是繼承和弘揚川江號子中所蘊含的堅毅不拔、團結協作、對外開放的精神，因為它是一筆可貴的精神財富和不朽的文化遺產。